煤炭行业：未雨绸缪 力争实现节能降耗目标

PFI 的核心特点有三：以PFI 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要提升效率以改进服务标准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如这个年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标准是2011年确定的，也就是说这个标准是个老标准而不是新的。

对此，中国政府也就坡下驴，心安理得起来。那年（指2005年，联合国的1.25美元贫困标准就是根据2005年有关国家消费水平测算出来的，所以购买力平价和与美元汇率都得按2005年算——很奇怪的算法——作者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1：8.23。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并预测2017年中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1.3万元。一年365天，看来按照这个脱贫标准每人每天消费是不到一个美元。再这样下去显然会对中央政府提出的脱贫目标和推行的脱贫政策措施产生越来越多的疑问。

因为此事有关政府的诚信。这距离联合国10年前确定的每人每天1.25美元还差不少。他认为，危机后的低增长、低利率和低增长的新常态只是超级债务周期中的一个阶段。

这些都是解释低利率的原因。后发优势的发挥成就了过去30年，但后发劣势的凸显也注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打一场改革攻坚战。而2017年，就是流动性拐点的元年。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资本回报率下降已成共识，人口增长率放缓是全球难性难题。

所以，原本旨在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以扩充内需（消费需求）的货币政策，结果却助长了风险偏好的抬升和资金大规模的跨境流动，导致了奇怪的三高一低现象，即全球央行资产负债表历史新高，债务与杠杆水平历史新高和风险资产价格的历史新高（如美国的房市和股市已经创下新的记录），同时，VIX隐含波动率和实际波动率都是历史新低。同时，过去30年对世界经济增速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也迎来了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速换挡的历史新阶段。

量化宽松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是鼓励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更多的承担风险。之所以复苏步伐如此艰难，与政策操作不当有较大关系。至今，美联储已经加息5次，最近的一次是2017年12月1号，联邦基金利率上限已经达到1.5%的水平。历时一年多，美联储于2015年12月17号退出零利率政策，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25%-0.5%区间内。

当然，这次危机也有其特殊之处。罗格夫认为应该大胆采用非传统的方案来缓解债务的压力，比如债务的减免、债务重组，以及提高通胀目标等。对消费者而言，低利率通过推升资产价格，形成财富效应，刺激消费支出。但是，从全球经济复苏的现状来看，历史的天平似乎正在向乐观者倾斜。

央行的资产对应着实体部门（包括政府）和商业银行的负债，债务的积累必然拖累需求，致使经济复苏乏力。正是在多种措施的共振下，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债务问题也得到有效缓解。

两年后的2017年，美联储宣布自10月份开始缩表。但是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证明，中国一定有做得正确的地方。

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逻辑，笔者认为需求侧靠的是全球化4.0和城市化2.0，代表路径分别是一带一路和深度城市化（即城市群战略）。虽然欧元区和日本并没有紧跟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但是随着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明确，在可预见的短期内，欧央行和日本央行或将采取相应举措。量化宽松可以托住经济不在继续下沉，但要带领经济全面复苏，还是要从实体经济层面找原因。恐慌情绪蔓延到了欧洲和亚洲，A股也未能幸免。而且，欧央行与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已经严重失衡。另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因素是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提升也已经进入尾声，而它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大缓解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困境。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长期失衡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储蓄过剩，萨默斯认为储蓄的结构性上升压低了利率。回到中国，唱衰中国的声音从来没有间断过。

在美国非农数据好于预期，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超预期的背景下，2月5号美股重演了黑色星期一，三大股指单日大跌4%左右，其中道琼斯指数创下2011年年中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再加之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穿透近10年来的下跌走廊，历史经验看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危机。实际上，利率下行的趋势并不是危机以后的新现象，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这个趋势自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开始了，08年后只是这个趋势的延续。

同时，量化宽松是通过央行购买资产的方式实现的，这使得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全球流动性锦标赛已经正式落下帷幕，流动性拐点已经到来。

同时，日本央行持有的交易所基金份额占比更是高达55.2%。供给侧就是工业化4.0和信息化2.0，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靠研发、并购和创新驱动。另一方面，压低风险利差和期限利差也能够激发企业从事更多长期投资。毕竟，非常规货币政策只是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

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总是与债务的堆积相伴而生，因为货币的本质就是债务。为了刺激投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采取预期引导的方式向市场传达长期保持低利率的政策，另一方面通过购买长期资产，直接压低长期利率、风险溢价和期限利差。

同时，创新还会渗透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之中，大大提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产出效率。长期停滞假说 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萨默斯是悲观派的代表，他最早于2013年底提出了长期停滞的可能性，并于2015年正式提出了长期停滞假说。

竞争性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资金供过于求。十九大提出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判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顶层设计框架，这就要求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升级。

美联储最早在2013年就释放了缩减量化宽松规模的信号，并最终于2014年10月正式退出。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他提出了超级债务周期假说，以解释后危机时代的低利率和低增长现象。在特朗普减税计划中，主要有三大对象，第一是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提振个人消费需求，第二是给企业减负，促进私营部门的投资，第三是降低海外企业汇回的利润税，引导资金回流。

除此之外，监管环境的改变还限制了风险较高和规模较小的借款人的借贷能力，信贷需求受到压抑。所以，日本的量化宽松，也已经到了瓶颈期。

财政政策的优势在于引导，而非抢板凳游戏，可以避免流动性的外溢效应，而且一旦需求起来了，低利率、低增长和通缩的问题都能得到缓解虽然欧元区和日本并没有紧跟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但是随着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明确，在可预见的短期内，欧央行和日本央行或将采取相应举措。

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总是与债务的堆积相伴而生，因为货币的本质就是债务。最难预测的长期因素就是技术进步了，关键在于量变能否引起质变，发挥创新的集聚和爆炸效应。